ctDNA很会“报风险”，但还不会“开处方”
英文题名：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Personalized Circulating Tumor DNA Testing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Urothelia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Enfortumab Vedotin ± Pembrolizumab.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30｜DOI：10.1016/j.euo.2026.06.002
临床问题： 接受维恩妥尤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博利珠单抗（EV±P）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治疗期间的个体化循环肿瘤DNA（ctDNA）变化，能否比影像更早提示疗效与预后？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探索性、多中心、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研究使用肿瘤组织知情的个体化检测方法，在治疗前后多个时间窗纵向检测血浆ctDNA；没有随机分组，也没有按照ctDNA结果调整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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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方案： 共纳入110例接受EV±P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累计获得545份血浆样本。研究比较治疗期间ctDNA阴性、持续阳性、下降或清除患者的影像学反应和生存结局。
终点与随访： 中位随访60.6周。研究观察ctDNA状态及其动态变化与影像学缓解、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之间的关系。
关键结果： 基线ctDNA检出率为93.6%；治疗开始后12周内，75.8%的患者出现ctDNA下降，33.9%达到清除。与ctDNA阴性相比，治疗期间ctDNA阳性持续对应更短的PFS：4–12周HR 10.08、12–24周HR 11.84、24周后HR 6.77；OS的相应HR为6.53、7.22和3.81。12周内持续阳性与较短PFS（HR 8.96，p=0.0004）和OS（HR 4.58，p=0.016）相关；早期清除更多见于影像学缓解者（p<0.001）。摘要没有提供这些HR的95% CI。
安全性与PRO： 本研究没有新增治疗安全性分析，也未报告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s，PRO）。
作者结论： 个体化、肿瘤组织知情的ctDNA监测可以反映EV±P治疗反应，并为患者的生存预后提供信息。
临床解读： 这项研究最实用的地方，是ctDNA在多个治疗时间窗内都保持了较强的风险分层能力。对接受EV±P、且能按相近时间点复测ctDNA的患者，持续阳性可以提醒医生更密切地复查和重新评估病情，但它目前改变的是监测警觉度，不是处方。
证据边界： 研究为回顾性观察，采血时间不统一，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估也存在异质性。ctDNA目前体现的是预后价值，尚未证明具有治疗预测价值，更没有证据支持仅凭一次阳性或未清除就停药、换药或加药。
EV+P方向占优，但这不是一次新的随机胜利
英文题名： Adjusted Comparison of First-line Enfortumab Vedotin Plus Pembrolizumab Versus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 Avelumab Mainten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Metastatic Urothelial Carcinoma.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26｜DOI：10.1016/j.euo.2026.06.004
临床问题： 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一线治疗中，如果把铂类化疗后未进展患者接受阿维鲁单抗维持这一完整路径考虑进去，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EV+P）是否仍具有生存优势？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调整后间接比较和反事实建模研究。研究者使用EV-302的患者个体数据以及JAVELIN Bladder 100的研究层数据，构建“铂类化疗±阿维鲁单抗维持”的混合对照组。它没有重新入组患者，也不是新的随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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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方案： 模型输入来自EV-302和JAVELIN Bladder 100。研究将JAVELIN Bladder 100中阿维鲁单抗维持相对最佳支持治疗的HR，应用于EV-302中经过22周一线治疗仍未进展、理论上可以接受维持治疗的化疗患者，再与已进展者合并形成模拟对照路径。
终点与随访： 研究比较EV+P与模型构建的铂类化疗±阿维鲁单抗维持路径之间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通过加权风险方法计算HR及95% CI。研究没有形成新的独立随访。
关键结果： 与铂类化疗±阿维鲁单抗维持相比，EV+P的PFS HR为0.51（95% CI 0.44–0.59），OS HR为0.64（95% CI 0.49–0.86）。多项敏感性分析方向一致，但这些HR均为模型估计，不是新队列中的直接观察值。
安全性与PRO： 模型研究没有产生新的安全性或PRO数据，也无法直接比较两条完整治疗路径的毒性、治疗负担和生活质量。
作者结论： 调整后的比较提示，EV+P相较铂类化疗±阿维鲁单抗维持具有PFS和OS优势，进一步支持其作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一线标准治疗。
临床解读： 这项分析回应了一个现实疑问：EV-302中的部分化疗患者没有充分进入阿维鲁单抗维持，是否夸大了EV+P优势？补入维持治疗收益后，优势方向仍然存在，可以增强对现有一线证据一致性的信心。
证据边界： 核心结果依赖模型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假设所有22周时未进展的患者都接受阿维鲁单抗维持。不同试验的人群、随访和后续治疗差异无法完全消除；这不能被写成EV+P与“化疗后阿维鲁单抗维持”完成了新的头对头随机比较。
BCG失败模型拉开风险梯度，外部验证仍是下一关
英文题名：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CG-unresponsive Disease Among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Analysis.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25｜DOI：10.1016/j.euo.2026.06.005
临床问题： 对接受充分卡介苗（BCG）治疗的高级别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能否识别更容易进入BCG无应答状态或进展至肌层浸润性、转移性疾病的人群？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国际多中心回顾性预测模型开发研究。研究通过多变量Cox回归筛选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加权临床评分并分成4个风险组，再用1000次Bootstrap完成内部验证。
人群与方案： 纳入13家学术中心2003年1月至2024年12月间接受充分BCG治疗的2211例患者。所有患者既往未接受BCG，病理为高级别Ta或T1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可伴原位癌。
终点与随访： 主要终点是至BCG无应答状态，或进展至肌层浸润性、转移性膀胱癌的时间。摘要没有报告中位随访时间。
关键结果： 独立危险因素包括T1期（aHR 1.52，95% CI 1.10–2.11）、二次经尿道切除仍有高级别或T1肿瘤（aHR 2.51，95% CI 2.06–3.06）、多灶性（aHR 1.46，95% CI 1.22–1.74）、合并原位癌（aHR 1.46，95% CI 1.21–1.77）以及WHO高级别或3级（aHR 1.56，95% CI 1.24–1.94）。模型C指数为0.68，高于EORTC进展评分的0.61和EAU 2021分层的0.56。4个风险组的5年无BCG无应答或进展生存率依次为88%、79%、60%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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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比较治疗方案，因此没有新的安全性结果，也未报告PRO。
作者结论： 该模型可以对接受充分BCG治疗的高级别Ta或T1患者进行个体化的BCG失败风险评估，并可能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
临床解读： 模型把临床上笼统的“高危NMIBC”拆成4个风险梯度，尤其突出二次切除后的残余高级别或T1病灶。它适合用于风险沟通、随访强度和临床试验分层，也可以帮助更早启动膀胱切除的讨论。
证据边界： 数据跨越20余年，病理判读、BCG实施和随访方式可能随中心及年代变化。模型只有内部Bootstrap验证，尚缺少独立外部验证；C指数0.68也说明仍有相当一部分个体风险无法解释，不能仅凭评分决定提前根治性膀胱切除。
切除后仍是NMIBC，LVI却提示另一条风险曲线
英文题名： Prognostic Factors for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After Radical Cystectomy for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A Multicenter Analysis of 1032 Patients.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20｜DOI：10.1016/j.euo.2026.06.001
临床问题： 根治性膀胱切除后最终病理仍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患者中，哪些病理因素可以识别复发和癌症特异死亡风险较高的少数人群？
研究设计： 这是9家中心开展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使用Cox回归和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复发、癌症特异死亡及全因死亡，并用Harrell C指数评价模型区分度。
人群与方案： 共纳入1032例于2000至2015年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病理为pTis、pTa或pT1 N0 R0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未接受围手术期系统治疗。
终点与随访： 主要分析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癌症特异生存（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中位随访45.2个月。
关键结果： 39例患者存在淋巴血管侵犯（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占3.8%。LVI与较差RFS独立相关，HR 2.37（95% CI 1.29–4.38，p=0.006）；与较差CSS的HR为2.59（95% CI 1.31–5.10，p=0.006）。病理T分期与RFS的关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074）。LVI阳性与阴性患者的10年癌症特异死亡率分别为35.3%和13.7%（p=0.002）；模型C指数仅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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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比较干预措施，未产生新的安全性或PRO结果。
作者结论： LVI可以识别根治性膀胱切除后复发和癌症特异死亡风险较高的一小部分病理性NMIBC患者，可用于制定随访策略及临床试验富集，但研究不能据此提出治疗建议。
临床解读： 对术后病理仍停留在NMIBC范围的患者，LVI可能比单纯区分pTis、pTa和pT1更能提示远期风险。临床上可以主动确认病理报告中的LVI状态，并考虑加强LVI阳性患者的影像和临床随访。
证据边界： 病例来自较早治疗年代，LVI阳性只有39例，不同中心的病理判读也可能不一致。模型C指数偏低，LVI不能替代综合风险评估；目前更不能据此常规增加辅助系统治疗。
中危NMIBC不是一个风险层级，而是三条不同轨迹
英文题名： External Valid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ladder Cancer Group Intermediate-risk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Substratification Model.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12｜DOI：10.1016/j.euo.2026.05.017
临床问题： 国际膀胱癌协作组（IBCG）提出的中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简化分层模型，能否在独立、多中心患者中区分复发和进展风险？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大规模、多中心回顾性外部验证研究。研究根据IBCG规定的5项临床危险因素数量，将患者分为低风险组（0项）、中间风险组（1–2项）和高风险组（≥3项），并采用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复发和进展。
人群与方案： 纳入2005至2025年间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治疗的2822例中危NMIBC患者，按IBCG标准排除所有高级别肿瘤。其中低风险组1143例（41%）、中间风险组1535例（54%）、高风险组144例（5%）。
终点与随访： 主要终点为肿瘤复发和分期进展。研究报告3年结局，摘要没有给出中位随访时间。
关键结果： 3年复发率随风险层级明显递增：低风险组12%、中间风险组38%、高风险组77%；3年分期进展率分别为1%、3%和7%。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显示风险层级越高，复发和进展风险越大，所有比较均p<0.001。高风险组只占队列的5%，但复发轨迹与其余患者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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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比较具体治疗策略，因此未报告新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或PRO。
作者结论： 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IBCG中危NMIBC分层模型外部验证。模型可以把中危患者分成3个预后不同的亚组，支持其进入临床实践和未来指南。
临床解读： “中危”并不意味着风险相近。3年复发率从12%到77%的跨度，足以影响门诊沟通、复查频率和膀胱灌注讨论。该模型适合用于随访安排和研究分层。
证据边界： 研究为回顾性验证，各中心的膀胱灌注方案和治疗执行存在差异，高风险组只有144例。模型验证了预后分层能力，但没有证明按照评分升级或降级治疗能够改善结局，也不能仅凭风险组指定某一种灌注药物或疗程。
戒烟是最能立即落地的动作，但HR不是因果证明
英文题名： Survival Outcomes of a Smoking Cessation Treatment Program After Dia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06-03｜DOI：10.1016/j.euo.2026.05.004
临床问题： 膀胱癌确诊后停止吸烟，是否与更好的总生存和肿瘤相关结局有关？
研究设计： 这是前瞻性戒烟项目中的观察性队列分析，并非随机戒烟干预试验。研究者在咨询后3、6和9个月，根据患者自报的戒烟状态分析后续生存。
人群与方案： 纳入MD Anderson癌症中心戒烟研究与治疗项目中的169例尿路上皮性膀胱癌患者，确诊时间为2006至2022年。所有患者接受个体化戒烟治疗。
终点与随访： 主要终点为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次要终点包括癌症特异生存（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无转移生存（metastasis-free survival，MFS）。中位随访5.7年。
关键结果： 3、6和9个月时的自报戒烟率分别为43%、44%和38%。与继续吸烟者相比，3个月戒烟者的全因死亡调整后HR为0.56，6个月为0.45，9个月为0.51；在任一随访时间点实现戒烟，均与更好的CSS和RFS相关。摘要没有提供这些HR的95% CI，也没有给出CSS、RFS和MFS的具体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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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摘要没有报告戒烟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也没有使用标准化生活质量量表。戒烟状态来自患者自报，可能存在误报或漏报。
作者结论： 膀胱癌确诊后戒烟与更好的生存相关，所有膀胱癌患者均应被积极鼓励戒烟。
临床解读： 无论最终因果效应有多大，把吸烟状态纳入随访，并提供简短劝戒、药物支持和专业转介，都有现实价值。可以立即改变的是把戒烟从一句泛泛建议变成标准化诊疗环节。
证据边界： 样本量只有169例，且人群以白人男性为主。戒烟不是随机分配，成功戒烟者可能同时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治疗依从性和社会支持；自报暴露、残余混杂及保证时间偏倚都不能排除。HR 0.45不能简单解释成“戒烟必然使死亡减少55%”。
代谢组模型完成膀胱癌外部验证，但30例还撑不起临床使用
英文题名： Metabolic determinants of cancer immunotherapy outcomes identified by plasma profiling.
发表： Nature Medicine｜2026-06-25｜DOI：10.1038/s41591-026-04481-9
临床问题： 治疗前及治疗中的血浆代谢组联合临床变量，能否预测免疫治疗患者12个月无进展生存；组氨酸等候选代谢物能否在不同癌种和治疗队列中保持一致？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泛癌种、多队列纵向代谢组及机器学习研究。研究整合欧洲和北美16个队列，检测154种血浆代谢物，以动态随机森林联合生存模型筛选变量；模型在IML1和SABR队列训练，在PANDORE膀胱癌队列独立验证，随后又在其他癌种队列和实验模型中检验候选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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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方案： 全研究包括1714例患者和4336份血浆样本，覆盖肺癌、结直肠癌、肾癌、膀胱癌和黑色素瘤。训练集由IML1 83例和SABR 22例组成。与尿路上皮癌直接相关的验证集是PANDORE：30例Ⅲ期、非转移性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共提供81份纵向血浆样本。
终点与随访： 模型目标是预测12个月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以时间依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AUC）衡量区分度。PANDORE验证采用6个月landmark；全数据集中每例通常有2–5次采样，最长观察27.8个月。
关键结果： 最终模型保留年龄、BMI和6项代谢指标：组氨酸、琥珀酸、肉碱、二十二碳三烯酸、十六碳二酸及肌酐。训练集AUC为0.88；在PANDORE膀胱癌队列中，12个月AUC为73.1%（95% CI 51.2%–94.9%）。同一验证队列中，仅使用临床变量的模型AUC为80.8%，因此现有结果没有证明代谢组模型优于临床变量模型。跨癌种分析中，较高组氨酸与更长PFS和OS相关，长链脂肪酸及琥珀酸与较差结局相关。
安全性与PRO： 这不是组氨酸补充或饮食干预试验，没有患者补充组氨酸的剂量、安全性和获益数据，也没有PRO。小鼠实验和观察性饮食资料不能直接转化为饮食建议。
作者结论： 纵向血浆代谢组可以识别与免疫治疗结局相关的代谢特征。组氨酸与较好结局相关，长链脂肪酸和琥珀酸与治疗失败相关；其预后价值和干预潜力仍需前瞻性临床研究确认。
临床解读： 尿路上皮癌部分最接近接受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的Ⅲ期MIBC患者。研究支持在免疫治疗试验中纵向采集代谢组、肾功能和营养信息，组氨酸可以继续作为候选标志物。
证据边界： PANDORE只有30例，95% CI很宽，也没有膀胱癌专属的校准、决策曲线或临床净获益；代谢模型还没有超过临床变量模型。不能根据组氨酸水平选择或取消免疫治疗，也不能据此推荐补充组氨酸、改变饮食或安排手术。
新版生活质量量表补上转移性疾病和免疫治疗，但仍是暂定版本
英文题名： Update of the EORTC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Modules for Bladder Cancer: Phase 1–2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年6月，9(3):645–651｜DOI：10.1016/j.euo.2026.04.016
临床问题： 现有EORTC QLQ-NMIBC24和QLQ-BLM30形成于较早的治疗背景，对转移性膀胱癌以及免疫治疗等新疗法带来的症状和生活影响覆盖不足。哪些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问题应保留，哪些需要新增，能否把不同疾病阶段整合进一套带分支逻辑的量表？
研究设计： 研究按照EORTC Quality of Life Group的模块开发规范完成第1–2阶段。第1阶段包括专家会议、5项系统综述，以及对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访谈；第2阶段依据预设遴选规则、EORTC条目库和专家共识，把保留的问题转化为暂定量表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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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方案： 研究访谈了来自6个国家的14名医护人员和48例膀胱癌患者，覆盖不同疾病阶段和治疗经历。研究者从443篇文献和62次访谈中提取HRQoL问题，再由患者与医护人员评价相关性和重要性。
终点与随访： 本研究没有疗效或生存终点。开发目标是形成具有初步内容效度的HRQoL条目池，包括条目保留、新增、删除和分支问题设计。研究只完成量表开发第1–2阶段，没有长期随访，也没有信度、效度、响应度或最小临床重要差异等心理测量结果。
关键结果： 文献和访谈共识别150项不同的HRQoL问题，最终保留40项和2个分支问题。与现有膀胱癌模块相比，新版本增加17项，删除11项；新增内容覆盖转移性膀胱癌以及免疫治疗等较新治疗方式带来的症状和生活影响。
安全性与PRO： 这是一项PRO工具开发研究，不涉及治疗安全性评价。结果是暂定量表本身，并未报告患者治疗前后HRQoL得分或症状变化。
作者结论： 现有膀胱癌HRQoL模块需要更新。带有分支逻辑的统一模块可能更适合覆盖不同疾病阶段，但正式使用前仍须完成国际预试验和心理测量验证。
临床解读： 这套暂定模块面向NMIBC、MIBC和转移性膀胱癌。今后的膀胱癌试验在设计PRO采集时，需要把转移性疾病和现代系统治疗相关问题纳入考虑，不能继续默认旧量表已经覆盖全部患者体验。
证据边界： 患者采用目的性抽样，各治疗亚组样本较少，当前条目还没有经过国际预试验和正式心理测量验证。它不能直接替代经过验证的EORTC量表，也不能据此评价某项治疗是否改善生活质量，更不能用单项回答调整治疗。
NMIBC指南执行率仍然偏低，缺口集中在几个基础环节
英文题名： Real-world Adherence to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recommended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anagement: From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Oncological Outcomes.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年6月，9(3):619–627｜DOI：10.1016/j.euo.2026.02.005
临床问题： 对适合的NMIBC患者，术后即刻膀胱灌注（early instillation，EI）、二次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re-TURBT）和风险适配的膀胱灌注治疗都有指南依据。现实中这些措施完成了多少，依从指南是否与复发和进展结局相关？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真实世界队列研究。研究纳入欧洲6家三级医疗中心2014至2021年连续接受TURBT的NMIBC患者，按照EAU指南判断EI、re-TURBT和膀胱灌注适应证；使用Sankey图梳理治疗路径，并通过逆概率治疗加权、Kaplan–Meier分析和Cox回归比较结局。
人群与方案： 共纳入2194例患者。病理分期为Ta 63%、T1 32%、Tis 5.4%，其中60%为高级别；EAU风险分层为低危22%、中危27%、高危38%、极高危13%。研究没有额外安排干预，暴露因素是实际治疗是否符合相应指南建议。
终点与随访： 主要临床结局为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公开摘要没有给出统一的中位随访，也没有说明所报告RFS和PFS比例对应的固定时间点。
关键结果： 1333例符合EI指征，仅290例实际接受，依从率22%；1006例需要re-TURBT，445例完成，依从率44%；1713例应启动风险适配灌注，实际启动497例，依从率29%。EI依从与更高RFS相关，摘要报告79%和61%，HR 0.60；re-TURBT为70%和54%，HR 0.53；膀胱灌注为72%和53%，HR 0.49。re-TURBT依从的PFS为94%和87%，HR 0.41；膀胱灌注为95%和89%，HR 0.47。上述比较均p<0.001，摘要未提供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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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报告EI、re-TURBT或膀胱灌注相关不良事件，也没有PRO。治疗负担、灌注不耐受以及患者拒绝是否导致不依从，无法从公开摘要判断。
作者结论： 真实世界中NMIBC指南依从率偏低，而依从指南与较好的肿瘤学结局相关。建立标准化诊疗路径、提高现有推荐的执行率，应成为NMIBC质量改进的重点。
临床解读： 结果主要适用于接受TURBT后的NMIBC患者，也适合医院层面的诊疗路径审计。即刻灌注、re-TURBT和风险适配灌注都是可以直接检查的流程指标；改善结局未必都要等待新药，先把已有推荐落实到位更现实。
证据边界： 观察性研究只能说明依从指南与较好结局相关。医疗可及性、总体依从性和随访质量等残余混杂不能排除，研究也没有记录不依从原因。它不能证明依从本身造成RFS或PFS改善，也不能回答具体药物和疗程哪个更优。
Lynch综合征相关UTUC不一定年轻，也不一定先有其他肿瘤病史
英文题名： Genotype–Phenotype Characterization of Lynch Syndrome–associated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发表： European Urology Oncology｜2026年6月，9(3):563–570｜DOI：10.1016/j.euo.2025.10.005
临床问题： Lynch综合征相关UTUC常被认为发病较早，并伴有明确的个人或家族肿瘤史。但不同错配修复基因携带者的表型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只根据年龄和既往肿瘤史决定是否筛查，是否会漏掉MSH6等基因亚组？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基因型–表型研究。研究者回顾同时确认Lynch综合征和UTUC的患者，按照生殖系错配修复（MMR）基因变异分组，并与719例散发性UTUC患者比较；同时收集肿瘤MMR蛋白免疫组化（immunohistochemistry，IHC）和PCR微卫星不稳定性结果。
人群与方案： Lynch综合征相关UTUC共37例，中位确诊年龄62岁，46%为女性。生殖系变异包括MSH2 25例、MSH6 8例、MLH1 3例和PMS2 1例。研究不涉及治疗干预，重点比较不同基因亚组的年龄、肿瘤级别、既往Lynch相关肿瘤史、病灶侧别和分子检测表现。
终点与随访： 公开摘要没有声明单一主要终点。核心观察包括基因型–表型关系、Lynch相关与散发性UTUC的临床差异，以及肿瘤IHC与生殖系MMR变异的一致性；摘要没有提供肿瘤学结局随访。
关键结果： MSH6变异患者确诊UTUC的中位年龄为68.5岁，MSH2患者为58.0岁。MSH6患者既往发生其他Lynch相关肿瘤的比例较低，低级别UTUC相对更多。双侧病变在Lynch综合征相关UTUC中占23%，散发性UTUC中占8%；在具备检测资料的患者中，90%的生殖系MMR变异与肿瘤MMR蛋白缺失表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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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评价治疗安全性或PRO，也没有比较不同筛查策略带来的心理负担、额外检查或成本。
作者结论： MSH2仍是Lynch综合征相关UTUC中最常见的变异，但MSH6携带者可能发病更晚，且缺少典型个人或家族肿瘤史。新诊断UTUC，尤其是双侧病变，应考虑Lynch综合征筛查或生殖系检测。
临床解读： UTUC遗传风险评估不宜只依赖年龄和家族史。MSH6携带者可能在年龄更大、病史不典型时才出现UTUC；新诊断患者，特别是双侧病变者，应降低肿瘤MMR筛查和遗传咨询的门槛。
证据边界： Lynch综合征相关队列只有37例，MLH1和PMS2亚组尤其小，单一三级中心还可能富集复杂病例。研究没有比较不同普筛流程的检出率、成本效果和临床净获益，不能单独确定IHC、MSI和直接生殖系检测的最佳先后顺序，也不能据此调整手术或系统治疗。
CRP与IL-6连接全身炎症和免疫治疗耐药，但还不是选药标志物
英文题名： A Tumor-Promoting Inflammatory SPP1+ Macrophage–IL6–CRP Axis Drives Immune Dysfunction in Bladder Cancer.
发表： Cancer Discovery｜2026-06-01，16(6):1126–1151｜DOI：10.1158/2159-8290.CD-25-1774
临床问题： 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CRP升高常伴随较差结局，但CRP究竟只是一般状况和肿瘤负荷的替代指标，还是对应某种可以解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耐药的肿瘤微环境？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多队列临床转化研究。临床部分对既往完成的Ⅱ期和Ⅲ期试验进行探索性生物标志物分析，观察基线及治疗中CRP、IL-6与疗效和生存的关系；随后结合bulk RNA测序、单细胞RNA测序、空间转录组及体外功能实验，解析相应的巨噬细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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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方案： 研究调用IMvigor210、IMvigor211、IMvigor130和HCRN GU14-182等临床试验资料，治疗包括阿替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含铂化疗及相应联合或维持方案。各试验的总入组规模与实际进入CRP、IL-6或组织分析的有效样本并不相同，研究还整合了尿路上皮癌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数据。
终点与随访： 临床相关终点包括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和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并考察血浆标志物与肿瘤免疫细胞构成、基因表达和T细胞功能的关系。跨试验二次分析没有统一的中位随访时间。
关键结果： 多个试验队列中，基线CRP越高，接受免疫治疗或化疗患者的OS越短，ORR分析方向相同。治疗期间CRP下降与免疫治疗患者更好的OS和ORR相关，但在单纯化疗患者中没有观察到同样关系。HCRN GU14-182中，基线IL-6与CRP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9（p<0.0001），IMvigor210中为0.76（p<0.0001）。单细胞、空间和功能分析显示，SPP1+巨噬细胞与T细胞抑制及较差免疫治疗结局相关，而CXCL9+巨噬细胞对应较强的抗原呈递和T细胞活化程序。
安全性与PRO： 研究没有测试新的患者治疗方案，因此没有新增干预的安全性结果，也没有PRO。体外使用IL-6通路抑制等实验不能替代人体安全性和疗效证据。
作者结论： 升高的CRP和IL-6把全身炎症与膀胱癌局部的SPP1+巨噬细胞免疫抑制程序联系起来。这条可干预的炎症轴可能参与免疫治疗耐药，但是否具有治疗价值仍需前瞻性临床试验验证。
临床解读： 临床相关性证据主要来自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化疗的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CRP不应只被看成一般炎症背景；它可能对应SPP1+巨噬细胞主导的免疫抑制状态，可作为今后免疫治疗试验的分层和动态监测候选指标。
证据边界： 临床结果来自既往试验的探索性相关分析，不是标志物指导随机试验。感染、合并症、营养状态和肿瘤负荷都可能影响CRP与IL-6，各队列的治疗和采样也不一致。研究没有临床决策阈值，不能据此决定是否使用免疫治疗、提前停换药或常规加用IL-6、IL-1通路抑制剂。